工厂里规定，每天7点起床，吃完早点跑步，之后自由活动，或者打扫卫生，午休后自由活动，晚饭和午餐一样两菜一汤，吃过饭可以打牌、唱K、看电视、打台球或者干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硬性的规定只有三条：不准吸毒，不准性乱，外出必须5人同行，互相监督。

　　习惯挥金如土的“老鬼”根本看不上工厂里的条件，她从不抽李继东买给学员们的三块钱一包的“小红河”，只抽自己买的烟。病好后“老鬼”就走了，几个月后，她又回来了。在重生工厂，除了不得不面对艾滋病毒，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压力，而且规律生活对身体的好处显而易见，何况那里还有那么多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朋友。

　　简单生活和温情脉脉的社区才是留住他们的原因。

　　“以前满脑子钱，人生过了半辈子，才知道应该好好活几年，潇潇洒洒玩几年。”“老鬼”在重生工厂认识了新男朋友，住进了夫妻间，“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回去孤孤单单的，这里人对我还是好呢”。

　　工程完工后，“孙悟空”和其他35个人主动留在了李继东的工厂，李继东带着这35名吸毒人员做了艾滋病毒感染检测，结果有26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感染的当天全部走了。他们有的痛哭，有的喝酒，有些不想活了，有些说想报复别人。

　　李继东没有和家人商量，就收留了这二十多名和自己素不相识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回到社会上，肯定要感染更多人。而且和他们处了一段时间也有感情了，把他们推走我做不来。当时我有一百多万，有车有房，能有的基本都有了，觉得靠其它厂赚钱，养活这些人应该没问题。”

　　“孙悟空”正是在那次检测中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听说是绝症后，他决定留在李继东的工厂，因为回家后他知道自己肯定还要吸毒，迟早还要被送进戒毒所，而工厂比戒毒所自由多了。

　　在云南，吸毒与艾滋病是一对“孪生子”，有超过70%的艾滋病病毒是由共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而传播的。

　　一个月内，重生工厂收留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到了80人，那里不仅吃住免费，而且还很“自由”，这对那些生活在低层，遭人歧视，被毒品折磨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重生工厂也以超过李继东设想的速度，跌进了破产困境。

　　2003年，重生工厂参加公开投标承包了两万米的人行道水泥地砖工程，“孙悟空”和其他学员每天就住在马路上。工程结束，赚了30万元，可这也成了他们最后一个工程。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李继东的工人都是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他的牛奶公司先倒闭了，因为大家担心牛奶里有毒，接着汽修厂也关门了，那些跟着李继东一起创业的老员工纷纷辞职。

　　一年后，重生厂陷入绝境。虽然厂里养了100多头猪，还有几亩鱼塘，但不够179名工人每月5万元的开销。

　　工厂的铁门拆掉称斤按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公斤大米，三天后米吃完了，下午2点大家还没吃早饭，把备用轮胎当了300元。除夕夜，学员们杀猪备饭，李继东躺在床上想了4个小时：“走？还是不走？”

　　李继东身材矮胖，按中国传统的面相学来看，他有一副福相——双颊丰满，两耳硕大。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尽管只有小学毕业，签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难，但他总喜欢用反问句式谈话：“我爱旅游，你说现在我敢去吗？”“什么刑讯逼供，不打他会招吗？”……

　　他穿一套黑西服，他说那是一个朋友最近才送他的，“他说我穿着就像个农民”。他行事高调，给重生工厂的每一辆汽车都贴上醒目的蓝色“关爱”大字，他给自己的白色吉普车贴上了印有“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图标，车顶还有一盏警笛。

　　这辆吉普和另一辆“全顺”面包车是去年他被评选为中国民间十大戒毒人士后公安部禁毒委赠送给他的。不用说，印着国家禁毒委标识的车在偏远的思茅确实很引人注目，李继东解释，这样做确实动用了一点特权，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车里时常坐着艾滋病人，有时候，其它的车就是要给他让路。

　　一个月前，“全顺”车在去往重生工厂位于大山里的一个分部的路上，一头撞到了一棵树。“全顺”的车头像被大刀切过那样，整个不见了，车里的四个人一个重伤，其他三个只受轻伤。“他们四个都是艾滋病人，血流一地，我就是开着警笛把他们送到医院的。”

　　在重生工厂，生与死是最隐讳却又最常想到的问题。“正常人50岁以前不会想自己怎么死，怎么化，谁来送别，谁来戴孝，但我们那些二十几岁的学员就必须想，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李继东说，他特别能体会学员的心理。

　　他生于1977年8月，有一个哥哥。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父亲是思茅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后来成了思茅最早一批的稽毒民警。

　　他从13岁就开始和死亡打交道，有一天他的心脏突然以每分钟200次的速率跳动，后来被确诊为一种心脏病。“别人的心脏只有一根指令，我的有两根，平时两根频率一样，同步给心脏发指令，一旦没休息好，或者一顿饭没吃好，两根指令就各自指挥心脏，心脏猛跳。这是最危险的一种心脏病，属于频发。”

　　他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在家，几乎每个月被送到医院抢救一次。当他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他就开始默默乞求：“只要让我活下去，我乞求医生、乞求上天、乞求莫名其妙的主，如果这次没死，以后就去救很多人的命。”

　　1999年，他的朋友因为吸毒过量死亡了，他的父亲，也在闲谈中告诉他，一拨一拨的吸毒者正在死去，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苦苦求生，有些人却轻率放弃。

　　2001年，25岁的李继东靠开修理厂、代理牛奶已经积攒下百万家产，在思茅成了小有名气的年轻老板。第二年，他又开了家水泥预制板厂，专门承包人行道铺设工程他享受着生活，四处旅游，北京去了四次，他最喜欢北京，他觉得那的“霸气”让他着迷。他还喜欢吃吃喝喝，可以早上坐飞机到昆明，只为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思茅。

　　2002年的一天，好朋友戒毒所所长杨明翔给他介绍了一项工程，铺设戒毒所地砖，李继东有了一批特殊雇工——47个戒毒者。

　　从此，他要开始兑现他乞求“医生、上天、莫名其妙的主”时许下的诺言——救很多人的命。

· · · ·

　　老板李继东，在家乡开办了一家名叫“重生”的工厂，他一直努力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与世隔绝”，安然面对死亡。4年来，厂里已经有20多个人死去。李继东的目的是“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保护更多人”。

　　已经是第四个了。 　腾敏知道，“小广西”马上就要成为2006年里的第四个。“但愿是最后一个。”她时刻想要安慰自己，但能安慰她的，或许只有手里的香烟。

　　就在一个月前，她们还用热水给她擦洗身体，陪她聊天，服侍她大小便，但她们知道，她活不了多久。她全身的皮肤都在腐烂，发出阵阵恶臭，嘴唇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洞触目惊心地把嫩红色的肉裸露在眼前。她张开口，就能在口腔和舌苔上看见一层白白的绒毛，医生说，那是青霉菌，这种病征极为罕见。

　　她们，一群艾滋病毒携带者，对她，一个垂死的艾滋病人，精心服侍了一周。尽管痛苦不堪，但“小广西”却平静地面对死亡。晚上12点，她说：“我肯定不行了。”果然一个小时后，她死了。

　　“小广西”是“重生工厂”2006年死去的第四个艾滋病人，4年来这里已有20多个人死去。

　　“小广西”自己挑选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她从报纸上看到，重生工厂是一个专门收留艾滋感染者的地方，那里没有歧视，没有暴力。她的男朋友陪着她到云南思茅，在涂着白漆的铁网厂门外，她走到了终点。

　　她身后的家乡，早已陷入恐慌。村民们驱赶她，不让她住在村里，她的父母上街，所有人站在一米外和他们说话，他们摸过的东西必须买下，因为那件东西肯定不会再有人买了。

　　男朋友留下她，再也没有回来探望过。最后2个月，她和一群不相识的人一起度过，12月过完最后一个生日，她就匆匆离开，骨灰留在了异乡的土地。

　　逝者逝矣，生者如斯。